史称陶母湛氏“贤明有法训”，对儿子的严格是出于对儿子的慈爱，她处处身体力行地告诫自己的孩子：临事不苟，临财不乱。

后来陶侃的为人处世能见到他母亲的影子，《晋书·陶侃传》载陶侃从不爱财，“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可见，是由于有湛氏这样的“非常之母”，才养出了陶侃这样的“非常之人”。湛氏堪称慈母仪范。

王经少贫苦，仕至二千石，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经不能用。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以至今日。”母都无戚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

王经出身贫寒之家，生活的磨难使他为人踏实，迫切改变命运的欲望又使他志存高远，出仕以来颇有政绩和令名，累迁至二千石。汉魏内自九卿郎将外至郡守尉的俸禄等级都是二千石，后来二千石成了这类官的代称。他母亲对儿子的成就十分满意，对儿子的官阶更非常满足，便劝告仍然奋斗不止的王经说：“你本为寒门子弟，官位已经达到了二千石，实话说你的所得大大超过了我的所望，现在可以到此为止了。”积极进取的王经哪听得进母亲这些告诫？他还是精神抖擞地拼搏不已，最后如愿以偿做了魏国的尚书。

此时魏国的政坛风涛险恶，司马氏集团基本控制了朝政，曹魏政权已是臣强主弱。司马师废掉曹芳后立曹髦为帝，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擅权，大肆铲除朝野忠于曹氏的异己，曹髦事实上是一个任凭摆布的傀儡，朝廷内外都心知肚明，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曹髦对大臣王沈、王业、王经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忍气吞声是死，奋起反抗也是死，曹髦不听王经的忠告选择了反抗。王沈、王业为了自保邀王经向司马昭自首告密，王经对他们说：“自古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敢怀二心乎？”曹髦事败，王经为司马氏逮捕。他泪流满面地辞别母亲说：“怪儿当年没听母亲教诲，以至有今日之祸！”此时此刻，王母对即将临刑的儿子却没有半点埋怨，没有半点哀伤，她镇定自若地安抚王经说：“我的好儿子，你为子能尽孝，为臣能尽忠。一生有忠有孝，无愧大丈夫，怎么能说辜负了我呢？”东晋文学家袁宏后来在《三国名臣颂》也赞叹道：“烈烈王生，知死不挠。求仁不远，期在忠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