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种树，赵匡胤乘凉。没有柴荣种树，赵匡胤只能晒太阳。

用文官取代武将管理地方州县，也不是赵匡胤的天才发明，早在南汉高祖刘时代，刘就用文官主政地方州县。而宋朝著名的知州制度，就是“权知某军州事”，早在南唐时就已经使用。南唐用文官代理节度使事，称为“知节度使事”，后来衍变成“知军州事”。解决地方兵权下放引发的骄兵问题，是一代代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一个人的功劳。

除了骄兵，当时军界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冗兵，即军队人数虽多，却战斗力涣散。冗兵的原因是老兵不退役，而军阀又不敢得罪这些人，只能任由他们赖在军中混饭吃。骄兵、冗兵最擅长的不是打仗，而是临敌卖主，石重贵就是这样被他们廉价卖掉的，柴荣也险些被卖掉，所以史称“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

军队已经到了不改革就会亡国灭种的地步，更何况柴荣志在统一天下，就必须打造一支铁血部队，所以军队改革势在必行。

在高平之战斩杀樊爱能、何徽等逃跑将校七十余人后，柴荣在汴梁宫中与大臣们议事，就明确提到裁减冗兵。柴荣认为，“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

轰轰烈烈的军队改革就此拉开帷幕。首先，柴荣裁撤掉老弱残兵，这些人除了吃空饷百无一用。然后招募强壮的农民进来顶替名额。在新兵入伍后，柴荣实行了“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的竞争制度，谁有本事谁吃肉，没本事的淘汰出局。只有竞争才会生产出优质产品，其实部队也是一样。

除了在部队内部进行竞争，柴荣认为最重要的军事改革，就是把募兵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绝不允许由地方政府募兵。同时，柴荣还制定了对宋朝历史有直接影响的禁军实卫京畿的制度，即把地方部队上的精兵全部上调中央禁军，实行“强干弱枝”。在过去，中央军和地方军的战斗力相当，所以地方军经常打败中央军，但自强禁军而弱地方军后，地方藩镇再无力对抗中央政府，这就斩断了藩镇割据的基础，为后来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打下良好的基础。

“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柴荣进行军事改革后的成果的经典评价。而《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对柴荣整军的记载更为精确：“帝自高平之役，睹诸军未甚严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一概简阅，选武艺超绝者，署为殿前诸班，因是有散员、散指挥使、内殿直、散都头、铁骑、控鹤之号。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

宋人经常歌颂赵匡胤罢地方兵权，为安稳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这是柴荣的杰作。

从时间上看，柴荣在军改之后，紧接着进行的是政改。在封建政治体制成熟运作的情况下，柴荣不可能进行触及社会根本制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增益。因为受篇幅限制，这里只讲柴荣对人才的重视问题。

特别是在五代乱世，一些奸猾官员把持朝政，真正的才学贤士上不来，最终损害的还是政权利益。柴荣求贤若渴，在显德二年（955年）春，柴荣就下诏求贤。历代帝王都会求贤，但有人只是在演戏，有人则是动真章，柴荣显然是后者。与其说柴荣求贤，不如说是柴荣命令省府各司官员去寻贤，而且柴荣也直接告诉大员们：这是完不成就必须受到惩罚的政治任务！

“应在朝文资官翰林学士两省官内，有曾历藩郡宾职州县官者，宜令各举堪为令录者一人，务在强明清慎，公平勤恪。其中有已曾任令录，亦许称举，并当擢用。不拘选限资叙，虽姻族近亲，亦无妨嫌，只须举状内具言。除官之日，仍署举主姓名。若在官贪浊不公，懦弱不理，或职务废阙，或处断乖违，并量事状重轻，连坐举主。”

大意是曾经在地方上任过职的中央文官们，每人至少推荐一位贤人，条件是“强明清慎，公平勤恪”，至于身世背景不限，即使是近亲也无妨。但如果这个人在当官之后，朝廷发现此人昏聩糊涂，甚至贪污腐败时，那就严厉追究举荐者的政治责任，谓之“连坐”。

除了逼官员们举贤，柴荣还颁诏内外，各级官员以后都可以随意上章，直接评论柴荣本人的为政得失，这也是政治任务。“应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方求名实，岂尚虚华，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书其事。”没有山海一般的度量，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柴荣同时还要求官员们在外办事时，体访当地民情，回来后具本上奏，“臣僚有出使在外回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闻官吏之优劣，当具敷奏，以广听闻”。这样有助于柴荣更好地施政。

柴荣不是一个自负的君主，他从来不会说自己是高大上无所不能。柴荣为人谦逊谨慎、待人真诚，他深知自己的优点与缺点，每次施政都要认真听取各方意见，权衡利弊，而不是头脑一热，自称当代佛祖，乱开药方。

说到佛祖，自然就会引入有关柴荣与宗教有关的著名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