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这一则一方面提出文学之本末问题，另一方面也梳理了境界说的事实渊源。其援引严羽论盛唐诗人之语，宗旨在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兴趣说作为境界说的来源昭示出来。严羽所谓兴趣，是指称诗歌的艺术本质及基本特征，它是诗歌兴象与情致圆满结合之后所产生的情趣和韵味。严羽是从盛唐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总结出这一审美特征的。王士禛的神韵说是在对司空图诗味说和严羽兴趣说“别有会心”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以冲淡清远为宗，追求味外味的美学旨趣。在中国诗论史上，司空图、严羽和王士禛是一脉相承的，王国维的境界说踵此而起，其实也可纳入到这一诗学源流中来。
问题是，王国维在梳理这一理论源流的同时，虽然也看到了兴趣、神韵与境界说之间的关系，但在话语上并不认同兴趣、神韵的说法，认为这些话语不过是对文学外在特性的概括，而境界才是深入文学本质的理论话语。王国维的这一“本末”之论其实并不涉及三说在内涵上的区别，只是立足于话语本身的涵盖性和针对性而言。因为他整段援引严羽论盛唐诗人之语，其实就是为“兴趣”二字下一注脚而已，而王士禛的神韵说与严羽兴趣说意旨相近，手稿也已特别说明此点，故他不烦再引录王士禛的原话，这实际上意味着王国维在审美观念上对严羽、王士禛二人的认同。本末之说，应该回到“话语”的层面才能对王国维有更切实的了解。
王国维既在开篇第一则提到五代北宋词之“独绝”在于有境界，而此引录严羽之语后接言“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这实际上已经直言“兴趣”与“境界”的相通。只是“境界”二字在他人虽偶尔使用，而王国维则拈以作为论词之纲，并就境界的内涵及分类一一缕述，使这一被他人忽略的范畴重新激活出新的内涵，并以此取代此前的相关范畴。从这一意义上理解王国维的“鄙人拈出”四字，就能接受王国维言语之中的自负自得之意了。中国文论的话语承传本是常态，关键是在承传中是否充实了更丰富更具学理的内涵而已。王国维的境界说，显然推陈出新，而别具语境和意义了。
一〇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 太白：即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属甘肃），出生于西域，五岁时随父入蜀，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相传为李白所作词有十八首。其中《菩萨蛮》（平林漠漠）、《忆秦娥》（箫声咽）为宋代黄昇誉为“百代词曲之祖”。
] “西风”二句：出自唐代诗人李白《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 范文正：即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吴县（今属江苏）人。存词五首，《彊村丛书》录为《范文正公诗余》一卷。范仲淹《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 夏英公：即夏竦（985—1051），字子乔，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封为英国公。著有《文庄集》一百卷，不传。《全宋词》录其词一首。夏竦《喜迁莺》：“霞散绮，月垂钩。帘卷未央楼。夜凉银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 瑶台树。金茎露。凤髓香盘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
李白的诗歌纯粹以气象高远取胜。像“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虽然只有寥寥八个字，但可以让千古以来登高赋诗的人闭口了。后世只有范仲淹的《渔家傲》、夏竦的《喜迁莺》勉强可以媲美，但就整体开阔、苍茫而极具穿透力的气象而言，却怎么也比不上李白了。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三则。手稿撰述之初，王国维尚没有形成明确的境界学说，但从后来关于境界之大小的分析来看，王国维实际上对境界说是有着潜在的体认的，只是一种理论从朦胧到清晰需要一个过程而已。以此而言，王国维在手稿第三十一则正面提出境界说，正是他在边撰述边思考中自然形成的结果。因为此时“境界”二字尚未拈出，故王国维以“气象”二字代之。此则实可与第八则对勘，只是第八则合论境界之大小，此则专言境界之“大”而已。
气象是传统文论范畴，严羽论诗法五种，第三种即为气象。但王国维此处论气象实际上类似于境界之“大”。无论是李白的《忆秦娥》之“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还是范仲淹的《渔家傲》、夏竦的《喜迁莺》，都表达了一种颇为壮阔的风格。李白以秋风夕阳与汉代帝陵的意象组合，表达了一种苍茫的穿越时空的情感力度；范仲淹的《渔家傲》表现边塞风景的边声不断和高山连绵以及将士豪情与抑郁兼具的心理特征；夏竦《喜迁莺》表达了对历史兴亡的独特感慨，都带有或沉郁或雄浑的艺术风格。王国维将三词合并而论，正是看出他们在气象上的相似性。
但王国维对三词的轩轾也是很明确的。他认为“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即就登临抒怀而言，已臻极致，后人自是难以超越，并超越之心也可息绝，因为词中表现的乃是超越生命个体而带有普遍意义的生命悲歌；范仲淹身在边塞，故其所见所感，乃是立足边塞将士这一基本立场，虽也超越个体，但仍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夏竦乃是以个人眼光来看待历史兴废。就三词的意义涵摄和书写立场而言，确实呈现出不断收缩、递减的态势。三者均着力表达悲情，且视域总体比较深广，此是三词之所同。但从悲情的具体内涵和视域所辖范围来看，范仲淹和夏竦之作与李白之作相比，确实有气象不逮之感，李白之句带着颇为明显的“无我之境”。王国维在手稿中比较三词时，原说范、夏之作“远”不逮李作，但后来删去“远”字，可见其在立说程度上的谨慎。王国维的感受是敏锐而细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