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因为他管辖的部门有人犯了十种罪过被御史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因为他管辖的部门有人犯了十种罪过，被御史上奏弹劾。唐太宗对侍臣说：“过去唐尧是圣明君王，他的儿子丹朱却很不成才；柳下惠是天下的大贤人，可是他的弟弟盗跖却是一个大盗。圣德贤能这些品质，在父子兄弟之间尚且不能相互影响感染，以达到去恶从善的目的。可以想象，现在朝廷派遣刺史，教化百姓，却要使所有的人都弃恶从善，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因为下面的人有罪就贬官定罪，恐怕下面的人会相互包庇掩饰，使真正的罪人逃脱法网。各州有犯了十条罪过的人，刺史不应该受到株连，只需让有关部门严加审查，真正肃清奸邪才是。”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做铠甲的人千方百计使铠甲坚固，唯恐被人击伤；造箭的人希望箭头尖锐，唯恐不能将人射伤。为什么呢？他们只是各司其职，都希望自己称职而已。我常常询问司法部门刑罚的轻重情况，他们都说刑罚比前代宽大，但我仍然害怕主管刑罚的部门只知杀人以扩大他们的声威。所以我经常在想，刑法不应太苛刻，应该宽大公平。”

《刑法第三十一》与《赦令第三十二》是一组讨论法治的文章。对于法治，贞观君臣颇有一些可取的观点。如魏徵上疏曰：“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张蕴古表上《大宝箴》中讲道：“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唐太宗对于死刑重罪的判处比较审慎，一再下诏：“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他认为“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不能“开侥幸之路”，反对大加株连，使“递相掩蔽，罪人使失”，而各主管部门“各有司存，利在称职”等。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故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非常之恩，弥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

贞观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天底下无知的人多，聪明的人少，聪明人不会做坏事，无知的人却屡屡触犯法律。国家赦免宽宥的恩典，都是给那些不轨之徒设立的。古话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对于国家一年两次赦免宽恕罪人，好人都不想再发表意见了。’凡是‘保养稂莠之类的杂草，就会伤害到田中的禾苗，将恩惠施予奸邪的人就会伤害好人’。从前‘周文王制定刑法，对触犯刑法的一概不予赦免宽宥’。还有蜀先主刘备曾对诸葛亮说：‘我曾和陈元方、郑康成往来，常听到他们讲说治乱之道，他们已经讲得很齐全了，但从来不曾讲到赦宥。’因此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赦，而蜀国大治。梁武帝每年几次赦宥，终于导致倾覆败亡。这种谋求小仁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大仁的损害。所以我取得天下以来，决不颁发赦令。如今四海安宁，礼义盛行，特殊的恩典数不胜数。我怕赦宥会使无知的人常存侥幸之心，只想犯法，而不能改正过错。”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国家的法令，一定要简约，不可以一个罪名定很多种处罚条令。条款太烦琐，官员不能够完全记清楚，反而会生出许多奸诈的事端来。如果要开脱犯人的罪名，有人就会援引从轻的处罚条款；如果要把罪名硬加到别人头上，就会从重处罚。经常更改法令，对国家的治安非常不利。现在，我们应该仔细审定条款，不要使各条款之间互相牵连。”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皇帝诏书的格式，如果不固定，恐怕会使人迷惑而滋生出许多奸诈的行为来。《周易》说‘像出汗一样发号施令’，意思是说皇帝的诏书，像汗水流出身体，一旦发出就不可收回。《尚书》说：‘谨慎地下达命令，命令一出就要坚决执行，不可反悔。’汉高祖时，国家并不富裕，萧何也是由小官起家，可制定出的律令，都整齐划一。如今我们应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不可轻易颁发诏书，格式也一定要小心审定，让它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佑。”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长孙皇后得了重病，日渐危重。太子李承乾很悲伤，对母后说：“现在各种药都用尽了，可是母后病体仍然不见好转，我要奏请父皇大赦天下，并且超度他们，让他们皈依佛道，希望这样做会得到上天的保佑。”长孙皇后说：“死生有命，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常言道，修养身心可以延长寿命，我本来也不是一个作恶的人；可是如果常做善事都没有用，那么求老天保佑还有什么用呢？赦免罪犯是国家的大事，对于佛教和道教，皇上因为它们有许多特异之处而保留它们，可是常常也担心它们会成为政体的祸端。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妇人，而乱了天下的大法呢？我不同意你的想法。”

赦令是刑法的补充，唐太宗认为“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务必注意防止偏差。对于赦令，他认为：“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故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另外，唐太宗认为：“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因此，诏令必须力求法治的稳定。